对话是反思与行动的词

　　张文质（教育学者）

　　我对保罗·弗莱雷充满了敬意。2000年之后的教育思考几乎就是从《被压迫者教育学》开始的。与之对话的最直接结果便是我2004年出版的《教育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说这个命名也来自弗莱雷先生隐秘的启发，他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启示者，他的思想、他的不容置疑、本身又是开放性的句式，这些吸引力都是不可言喻的。

　　不过我感兴趣的重点并不单在于弗莱雷精心构建的阶级分析立场，我需要的是一个教育变革的出口，所谓被压迫者状态既是身体的、生活的、精神的，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我首先是从这样的教育场景和具体的个人身上的教育意识形态与之相遇的，由此我不断从他的书中获得无数的洞见和被召唤感，我同样意识到必须把自己身处的世界看作是处于“改造过程中的现实”，“这始终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希望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接纳我们但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社会里超越客体地位而走向主体地位”，简言之这就是教育的希望之路。

　　弗莱雷所倡导的对话理论，常常会被简化为一种教育技巧。他说对话是这样的词，它既是反思也是行动，说出一个真正的词，就意味着改造世界。对话必须对客体知识有持久的好奇心，对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好地理解知识客体的手段，因此对阅读理论性读物和进行理论性讨论的意愿与开放性同样至关重要，这些才真正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世界的批判性认识”，对整个现实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教育干预，使社会能够因为教育的努力而朝着和解、公正、人性的方向发展。

　　今天，沉默文化仍是某种可怕又让人沮丧的力量，仍有某种势力试图使大多数人变成客体，教育仍可能成为一种“人的敌人”。阅读、参与对话的实践，无论是帮助一个文盲获得自我意识，还是帮助更多的学习者看到自己身上的权利，都是最好的变革世界的方式，“自由的实践”才能造就自由的人。有人性地活着，就是在命名世界，改变世界。